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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彼得•海斯勒《寻路中国》有感

2014-04-15 16:27:00   丨    作者:江宁区图书馆 孙尊芳

    《寻路中国》的书名与副标题(“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十分迷惑人,我原以为这是一本讲汽车文化的书,或是一本“在路上”的书,然而只翻两页,看到作者何伟(美国人,英文名彼得·海斯勒)把机动车驾驶员理论考试题抄出来的时候,我兴奋而尴尬地笑了。譬如书中提到的一题:如果别的驾驶员停车向你问路,你应该: A、不告诉对方,B、耐心细致地予以回答,C、给他指一条错误的道路。这类东西方差异的冷幽默无时无刻充斥在全书的各个角落。如果认为作者只满足于调侃一下中国,那就太小瞧作者的功力和《纽约客》的用心。作者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超过绝大多数的中国人。

    从结构上来说,《寻路中国》的三个部分:城墙、村庄、工厂。看似均衡,实则写作的出发点及情感投入的程度均有极大差异。第一部分长城探寻之旅,叙述海斯勒以中国文化的象征物为媒介,希求借此把握古今流变的脉络,为中国观察增加一个时间的维度。问题是,此类过于明显的企图,往往无法在中国的现实中得到有效回应。事实上,海斯勒沿着长城遗址向西的旅途中的见闻缺乏一致性,这是由其线路的机械性预先决定了的。他在成吉思汗陵见到三个在午宴上喝得醉醺醺的“领导”与入门检票员展开顽强的讲价、在张家口的公路餐馆遇到自称是“美利坚合众源公司中国办事处副主任”的老板娘······这些不失为有意思的当代中国世相的剪影。可是,它们与长城没有必然的联系,假若海斯勒任意选定一条由北京至甘肃的自驾路线,他也极有可能目睹类似的林林总总。

    尽管事先设定的目标未必合理,海斯勒还是凭借其犀利的观察超越了预设的种种限制。他的观察,准确地说,他的社会观察,有显隐两种表现。显性的,如他在“首都汽车”租车时获得的经验:“他们从来不问我把切诺基开去过什么地方。租车合同有具体的规定,禁止驾驶员把车辆驶离北京地区,不过我打算不理会这一条规定,在我把车子还回租赁公司,查看里程表之前,他们根本就不会发现。在中国,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而我更看重的毋宁是那些也许无法上升为判断、归纳为警句的隐性观察。在山西、内蒙一带行车时,顺便搭载几个人成了海斯勒每天的惯例,而搭顺风车的多数是年轻女性。一开始,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女人搭顺风车,因为在外做工的多是男人,那段时间根本不是出游的高峰期······我遇到的那些人主要在离家比较近的地方做事,比如在省城,或者规模较大点的城镇。对这部分人而言,出现在乡间路上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女人可能更愿意不遗余力地这么做,因为她们通常有父母、甚至祖辈的老人需要照料。每次,我问她们包裹里带着什么东西,她们总是这样回答:‘礼物’”。在海斯勒的叙述中其实已融入了部分对现象的解释,如果我们更进一步,不妨将这一现象再拆解一下:首先,成年男性劳动力从农村抽离,造成农村性别比例失调;其次,部分年轻女性出于伦理考虑,选择在离家更近的地区工作;第三,女性工作的性质往往使她们有机会在春节以外的假期回家探视;第四,由于缺乏足够便利的公路运输系统或是出于经济的考虑,这些回家的女性至少要在旅途的某一段上选择步行。也许我们还可以将这一拆解继续下去,一直分析到中国社会最细微、最基本的元素,不过,这样其实已经足够了,我们已经看到,路上的女性搭车客,这一看似平淡无奇的现象,将中国劳动力流向、家庭伦理、职业特点、出行方式等重大的、多元的社会因素扭结在一起,让我们很难对这一现象做出简单的评价。比起讲述中国人在驾驶时如何恣意妄为、长城的部分残垣如何尘封土掩,我觉得海斯勒对搭车客的观察能向中国的城市读者传达更丰富的信息,这也是中国读者与英语世界的读者关注点差异的一个必然结果。

   循一定线路的旅程必然是一掠而过式的,旅行者无法与遭遇的当地人建立更紧密的情感联系。然而,到了《寻路中国》的第二部分“村庄”,感情的浓度陡然上升,这是因为海斯勒选择了一个固定的地点并以极大的耐心慢慢培养、维系与这个地方的关系,到后来,这种关系反过来自我催化,其强烈程度恐怕超过了海斯勒之前的期待。

    2002年,海斯勒与女性美国友人郭眯眯在燕山山麓的小村子--三岔租了一处农居,这里距北京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但却令人意想不到的落后于时代。在这里,海斯勒目睹了乡村政治的蜗角之争、旅游文化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冲击、农民在城市化剧烈震荡中经历的思想蜕变。三岔的叙述围绕一个姓魏的中年农民展开。这个脑袋灵光、不安于现状的男人,以极具个性的方式,把握住了商机,入了党,买了二手车,为智力障碍的哥哥争取到了补助,尽管最终在竞争村支部书记的博弈中败下阵来。海斯勒通过这个人物及其家庭,将北方农村的经济转型、社会矛盾、政治实态、信仰状况、风俗习惯、情感结构都写得玲珑剔透。在魏家小男孩患上血小板减少症,海斯勒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自己的社会资源,请在美国的三位医学专业人士做了跨洋诊断,让郭眯眯为孩子安排到高一级医院住院,通过在北京一家医药公司工作的美国人商购血液球蛋白。在与医生讨论治疗方案时,海斯勒对血液的安全性提出质疑,引起医生的反感。海斯勒建议对血液进行病毒测试,医生回答:“相信我好了,检查不出来!“海斯勒写道:“在我看来,一个医生竟然说出这种屁话,简直令我作呕。”他气得发抖。在整本书中,这是海斯勒唯一情感失控的时刻。我们可以借此推知他与小男孩之间感情的深度。然而,不止于此,恰恰在这失控的一刻,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个美国人对事情理应怎么做的真实看法,同时也看到,海斯勒这个外来者的特殊身份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笔下那些人物的命运。这个孩子很幸运,因为不但有人关心他的健康,而且这个关心他的人还有能力调动一般人不可能拥有的社会资源。可问题在于,紧要关头,海斯勒的第一个念头仍然是利用关系而非遵循规则。这一善良的冲动,当然情有可原,甚至令人感动,但当海斯勒揶揄中国公路上的司机不守交规时,他是否也考虑过人们不愿遵循规则也许有更深层的制度背景呢?是什么决定了在中国做事首先想到是利用关系而非遵循规则?为何海斯勒未能在紧要关头将美国人阳光般的正直贯彻到底?我想,这些问题,比起某个人自发的善心,更值得我们掩卷思考。

    书中第三部分“工厂”,也就是关于浙江丽水的部分。海斯勒是在马路边与丽水那个专门生产胸罩肩带调节环的私企老板结识的,此后他多次来到这家工厂,与员工吃住在一起,参与了工厂筹建、设备安装、投产、迁址的全过程。在这里,海斯勒呈现的人性的幽微曲折、社会的陆离百态,令人叹为观止,我们不得不承认,此前我们从未读到过对当代中国工人如此深入的描绘。

    任何对这一部分内容的概括,都不可避免地要牺牲掉其细节的丰富性,而细节恰恰是这一叙述最可珍视的组成部分。我只想谈谈我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劳动与劳动者疏离、劳动外在于劳动者的现象。调节环工厂15岁女工陶玉凤手法灵巧,一个下午能放完几千个衬骨,并且可以做到边和我聊天而不影响干活······陶玉凤说道:“说实话,我经常会感觉很平静。一个人干活儿,没有人来打扰我。尤其是我什么也不用考虑。如果我要考虑什么事情,那就做得没有这么快了。所以,我尽量让自己的脑子里面什么也不要想。”对这种工作状态,我们很难说它有多么不好,但我感觉,在这平静里面有某种让人窒息的东西。在当地以临摹欧美绘画出口海外为业的绘画作坊里,海斯勒问女画师:“你喜欢画画吗?”对方斩钉截铁地回答他:“不喜欢,一点都不喜欢。”再没有什么比这更生动地表现何为“异化”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种种代价,已有太多讨论,但对人的“异化”这一代价,我们谈论得还很少。假如人被抽空了,那么现代化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海斯勒有时不免灰心地写道:“在这个开车路过的城市里,我感觉自己只不过是个开车路过的记者而已,听完了那些悲伤的故事,又从高速公路上离他们而去。”问题是,海斯勒可以离我们而去,我们自己不能离开这里。我们读海斯勒的书,为的就是了解这里、理解这里、改变这里,或者说,不让这里被以现在的方式被改变。

    正如作者取何伟这样一个不能再普通的中文名一样,整本书的文字朴实无华,有部分内容甚至有些冗长,但作者重笔墨记录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却是实实在在的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就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种体现。但,本书就是这样看似简单的记叙却有着渗透白纸的力量,印记在读者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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